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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听女科学家讲述为母心得,天津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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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4166com:天津大学节能指导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后勤保障部能源管理办公室与节能指导管理委员会举办电量入楼活动

何伯森教师的八十二载追梦记,天津大学何伯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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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我国国际工程管理专业创建二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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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永不“服老”的老人走了。2017年3月2日7时58分,我国国际工程管理学科奠基人、原天津大学工程管理系系主任何伯森逝世,85岁。早春的天津大学,安静、温润、暖意充盈,已毕业多年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工管学子们惊闻噩耗,都会泪眼婆娑,朝着母校的方向凝望甚至跪拜。

本站记者 刘思思

  《科技日报》 2017年6月5日 05版

先生就像一个坐标 原点便是母校

 
20多年过去了,如今何伯森教授早已“桃李芬芳”,他教出的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们正作为业务骨干活跃在各大国际工程项目建设的第一线,年逾80的何伯森终于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在中国创立了国际工程管理专业,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能用“两条腿”干事业的优秀国际工程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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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图115,是工管学子共同的记忆。这间位于敬业湖畔的办公室,不大,甚至因为堆满了书而显得有些逼仄,但它在学生们的回忆中却是“圣地”。退休后,何伯森几乎每天都来这里“上班”,师生都可以推门而入,迎接他们的永远都是何老师那张亲切的笑脸。

  事实上,这位有着中国国际工程管理学科诸多“第一”称号的老人仍未真正满足。2013年3月,在一众弟子的建议筹划下,以“何伯森”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工程管理教育发展基金”在天津大学正式设立,这位耄耋老人感慨地说:“我还有梦,我期待着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提高我国的工程管理水平,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工程管理人才,为国家的富强做更大贡献,真正实现我们天大人的‘兴学强国’梦。”

  何伯森

  在2009届毕业生李尧的回忆中,“如果谁有机会能在这个办公室与何老师共处一室,为何老师打下手,那将是莫大的荣耀。”而他也庆幸自己的学生时代曾在科图115驻留过一段时间,虽然仅仅是帮何老师整理文件和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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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冯国梧

  在这段驻留的时间,李尧感受到的是师者的勤奋不倦。在他的回忆中,何老师碰到需要用到的电脑操作技巧,就会让他们记在他的本子上,以备他下次使用;何老师回复邮件,字斟句酌,考虑细致入微;何老师整理书稿,对新内容、新思路追求不倦,且与实践密切结合。李尧的感受也从师长们那里得到了印证,他的几位导师也常说,当他们倦怠的时候,就会到科图115去看望何老师,在那种氛围下,身上的倦怠会马上消失不见。

何伯森教授接受本站记者采访 宋雪峰/摄

  夏已至,而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春天,一位管理工程学泰斗离开了我们,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他就是我国国际工程管理学科奠基人、原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主任何伯森教授。

  不只是李尧,在何老师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群年轻的工管专业学生,他们是主动前来的志愿者,协助何老师处理文字录入、校对、资料检索等工作。而接触过何老师的学生都知道,何老师喜欢讲故事。2006届毕业生徐青杨在大四的时候因为加入了何老师牵头的建设部“工程建设监理的国际惯例及国内发展前景”课题而得以认识何老师。在他的记忆中,何老师有时候会跟他讲起自己青年时期的故事,讲他在重庆南开中学求学的故事,讲他在伊拉克参与工程项目管理的经历……“我知道他是要告诉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生活,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心里都要装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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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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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何伯森(中)在伊拉克DIBBIS大坝工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32年6月,何伯森出生于山东济南。抗战开始时到了重庆,那时他6岁。他记得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在离他20多米的地方扔下了一个炸弹,邻居一家被炸死,他侥幸生还。

  当然,在学生们的记忆中,和何老师相关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事”:学生参加歌唱比赛,何老师会异常活跃地发动全家老小给学生投票,告诉他们这是天津大学的学生,是他的学生;何老师在每个节日收到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发来的祝福短信后,都会在科学图书馆办公室里一笔一划的用笔画输入法给大家回复,告知自己的工作近况以及自己健康的身体,让大家不要担心;即便是多年不见的学生,再回到115探望何老师时,何老师都会送上自己的新书,并亲笔把每个人的名字准确地写在扉页上,从未记错过;他会叮嘱学生们在进入就业岗位注意细节,甚至连避免错别字包括标点符号这些的小事也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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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何先生的内心中对祖国怀有深深地感情。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爱国。”他的学生张水波回忆说。

  许多学生的心里都清晰地记得他推着自行车从科图回家的身影,从这个身影他们悟得了一个道理——原来一个人的人生可以如此厚重。

  “我的老师是实践”

  1950年,他考入了天津大学,正赶上抗美援朝,他二话没说就报了名。

  而对于天津大学工管的学子们来讲,何老师就是一个坐标,无论天大工管人身在何处,都永远记得回母校的那条路。

  儿时经历了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战争硝烟,少年时受教于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的重庆南开中学,“一切为公、为国”的信念早如基因般融进了何伯森的血液。“允公就是爱国,允能就是要有知识才能建设国家”,南开中学老校长张伯苓的这个教导,数十年来始终牢记在何伯森心中。

  1952年,周总理提出“人才紧缺”,要求53、54两届大学生提前毕业,他填报的志愿本没有教育。但周总理提出要加强教育、抓紧人才培养,他服从组织分配留在了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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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何伯森考入著名学府——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水利系。在这所以“实事求是”为校训,以“严谨治学”的校风著称于世的学府,何伯森通过大学期间的刻苦学习奠定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并于1953年留水利系任教,一干就是36年。

  1985年,我国承建的伊拉克北部DIBBIS大坝的重建工程,需要一名会外语、懂技术的副教授职称以上人员参加。他被选中。在那里他不仅高水平完成了各项任务,而且还详细记录和整理了工程管理各个环节的详细情况。

先生身范“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爱国”

  如果不是53岁那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何伯森也许仍在水利领域兢兢业业。1985年,时逢天津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各地校友纷纷回校参加校庆。在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CWE)工作的校友梁鉴、李鸿林在返校时向水利系主任提出,希望选派一名副教授以上、有一定设计施工经验,且能够用英语独立交往的教师前往伊拉克水利工程项目上担任技术顾问。

  “要为国家培养一批国际工程管理人才”

  在2008届毕业生杨家驰的记忆中,何老师是个不服老的人,他不允许别人叫他“何老”,觉得还是叫“何老师”更好。而每每有人感叹错过时机或开始的太晚的时候,何老师总是会说:你看我年过半百才开始了新的领域,你怎么会晚呢?

  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为年逾半百的何伯森开启了国际工程管理之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中国企业步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起步阶段,对于学水利出身的何伯森来说,跨国管理工程的难度不言而喻。

  1985年,何伯森参与DIBBIS大坝重建期间,主要负责技术与合同的管理。他说:“在项目实施的一年中,我经历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看到了国内外教育的差异和人才的差距。中国的工程师一条腿粗壮,一条腿细弱。粗壮的是技术,细弱的是管理。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国际工程管理人才。”每当休息或空余时间,他总是将相关情况一一记录下来,每一次谈判、每一次交流回来后他都要整理成案例和笔记。在伊拉克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整理出一套厚厚的笔记,而后为他编写国际工程管理教材提供了一手素材。

  的确,作为国际工程管理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事实上何老师是在57岁已近甲子之年时才转向“工程管理”,在此之前的近40年,他的专业一直都是“水利”。

  DIBBIS大坝是一典型的国际工程,1964年至1982年,曾先后有英、德、法、苏联等五个国家的承包商参与建设,但1985年被洪水冲毁,CWE中标进行该工程的重建。

  1987年4月何伯森回国后最想干的就是开设国际工程管理课。他的想法得到了时任天大校长吴咏诗的支持。1987年,他们组织了第一期国际工程管理辅修班。那时他不仅要亲自写教材,还要四处聘请法律、外事和工程方面的专家来天大授课。1989年9月,57岁的何伯森出任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主任,着手创办国际工程管理专业。1992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第一个国际工程管理专业在天津大学正式设立,从此国际工程管理学科正式纳入了中国的教育体系。

  他在1950年考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水利系,并于1953年留水利系任教,一直到1989年怀着创办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愿望,调任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系主任。

  1986年,彼时的伊拉克正处于战时状态,何伯森毅然前往伊拉克担任该坝重建的技术顾问。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负责项目的“技术外交和经济外交”,包括投标报价、合同管理、变更、索赔以及技术谈判等工作,每天都要通过与外方人员交涉、谈判,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各类项目管理和技术问题。

  最初国际工程管理专业所学的教材很多都是影印的。为了编好教材,1994年何伯森作为访问学者赴加拿大、美国多所大学和工程公司进行3个月的访问和调研,期间了解了国外工程管理专业的办学经验,并为教材的编写搜集了大量资料。1995年开始他组织专家历时6年编写出了一套《国际工程管理教学丛书》,其中有15本填补了国内该学科的空白。

  何老师第一次接触工程管理是在1985年。当时天津大学正值90年校庆之际,在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CWE)工作的校友梁鉴、李鸿林在返校时向水利系主任提出,希望选派一名副教授以上、有一定设计施工经验,且能够用英语独立交往的教师前往伊拉克水利工程项目上担任技术顾问。尽管彼时的伊拉克正处于战时状态,但何老师依然毅然前往。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为年逾半百的他开启了国际工程管理之门。投标报价、合同管理、变更、索赔以及技术谈判……何老师每天都要通过与外方人员交涉、谈判,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各类项目管理和技术问题。由于妥善处理了工程中遇到的一个个难题,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一年的实践将何老师这个国际工程管理的“门外汉”磨练成了行家。也正是因为这次经历,何老师意识到了我国在工程管理方面人才的欠缺,也让他的心中产生了要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国际工程管理人才的强烈愿望。

  虽不是工程管理专业出身,但何伯森坚信“实践就是最好的老师”,工作的过程也成了他向实践学习的过程。在项目实施的一年中,对于自己不懂和不熟悉的物资采购和财务管理问题,何伯森就虚心地向采购部和财务部的经理请教。

  “我喜欢玩但不敢玩”

  何老师的学生们都记得当年他在伊拉克艰苦谈判时许下的“豪言壮语”:今天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我,十年之后我的学生将回来和你们一比输赢!

  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每当他与业主谈判或处理重大事项有了一些体会之后,便及时记下大量的案例和笔记,便于日后教学参考借鉴。

  何伯森是一个爱好十分广泛的人,游泳、音乐、唱歌都很喜欢。他说:“我喜欢玩但不敢玩,主要是没有时间玩。”在常人看来:退休后应该清闲下来,但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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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妥善处理了工程中遇到的一个个难题,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一年的实践将何伯森这个国际工程管理的“门外汉”渐渐磨练成了行家。

  翻阅何先生的书柜:近二十年来他编著的著作就达十九本书。他的学生告诉记者:就是在他住院的前几天,才刚刚完成了一本《国际工程合同管理》第三版的校验。在他82岁时还出版了《建设工程仲裁案例的解析与思考》一书。

  回国后,在他在奔走呼吁之下,天津大学在1993年率先在全国开设了“国际工程管理专业”。与此同时,他先后出版了《国际工程合同管理》等著作
8 本、译著 8
本,他编写的教材一版再版,是全国国际工程管理类学生常用的教材,而他在82岁时还出版了《建设工程仲裁案例的解析与思考》,并仍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突破。

  1987年4月,何伯森回国,在他和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下,DIBBIS大坝项目提前一个多月竣工,并成为CWE在国外获得第一个“优质竣工证书”的工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国际承包事业处于低谷时,DIBBIS大坝项目利润率高达23%之多。

  何伯森走了。他的学生张水波说:“兴学强国一直是何先生的梦想。就是在其病重期间去看望他,他还牵挂‘一带一路’‘国际工程’等话题,将一生献给了兴学强国。”

  “光阴似箭,一转眼,跨入了‘80后’的行列,回顾二十多年来在两个新的领域学习、工作的过程中,笔者把对事业的梦想纳入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梦中去,充分地享受着为事业而拼搏的幸福和快乐。我想,这就是人生。”这是何老师在几年前写下的文字,也是他一直以来践行的准则。这个出生在解放前,青少年时期先后在重庆南开中学受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和北洋大学“实事求是”、“家国情怀”精神影响的学者、师者,一生都在发挥着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甚至在80岁以后,他还在为我国建设老年服务管理专业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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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报:

  在何老师身上,学生们读懂了一个原则:“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爱国”。许多人也都还记得2012年他80岁时在“何伯森国际工程管理教育发展基金”启动会上,提起自己儿时遭遇日寇侵华,烽火连天,深感国家积贫积弱,不禁热泪纵横,几度哽咽的场景。

何伯森在伊期间撰写的讲义,后整理为水利系国工班教材(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 赵习钧 谷涵)

  关于何伯森老师,在天大工管人学习的教材上、老师们的课堂上、师兄师姐的“面授机宜”中,还能听闻他的许多传说。正如他的“再传弟子”杨秋波在悼念文中所说,一个已经退休20多年的老教师,即便是不到20岁的最年轻学子都发自内心地亲近他、尊重他、敬仰他,这很难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来解释,但这恰恰是对一个老师最大的褒奖,对一所好大学的注脚。

  师者本心

  先生是报春者。如今,工管学子已山花烂漫,拜请您在天堂微笑安息。(撰文:本站记者刘晓艳
图片:本站资料)

  培养“两条腿都粗”的工程师

  在项目实施的一年中,何伯森坦言工作并不十分顺利。碰壁的事情时常发生,经常要为了解决一个个合同上没有明确规定的大小问题而和外方反复谈判沟通,甚至于争吵。

  何伯森逐渐意识到了国内外教育的差异和人才的差距:从事国际工程管理不仅要有扎实的技术理论基础、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还要有广博的管理知识、灵活的经济头脑和高水平的英语交往能力,“中国的工程师一条腿粗壮,工程经验丰富,技术上的优势非常突出;但另一条腿却十分细弱,在管理、经济和英语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一次次的谈判经历和项目管理实践,让何伯森的心中产生了要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国际工程管理人才的强烈愿望。

  一次,何伯森参加了同伊拉克业主、咨询工程师的谈判。面对对方的种种刁难,何伯森等中方人员据理力争,谈判激烈而艰难,最终终于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束后,何伯森信誓旦旦地对同事们说:“十年之后我的学生将要回来和这些伊拉克人一较输赢!”

  在DIBBIS大坝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何伯森结合自己在工程中的经历和向同事们请教的知识,利用每天下班后的一切时间着手编写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讲义。他说:“那时我迫切地想把我们在这项工程上学到的经验、走过的弯路告诉我的学生们。回国后我要开设一门全新的课程。”

  1987年回校后,何伯森教授结合所在专业的实际,把在伊时编写的讲义加以整理,在水利系率先开设了新课“工程招标承包学”。与此同时,他抓紧撰写报告,申请在水利系首先开办“国际工程管理辅修班”。

  1988年9月,辅修班正式开课,系领导从水利系的两个专业中安排了20名学生,利用一年时间学习国际工程管理系列课程并强化英语。

  何伯森教授将自己在伊拉克工作期间遇到的真实经历作为教学案例,并四处奔走邀请了金融、外贸、法律、英语等相关专业的专家担任教师,两门主干课程尝试中英双语授课。新颖实用的授课方式深得学生欢迎,不仅许多水利系的学生常来“蹭课”,外语系等其他系的学生也成了班里的“常客”。这个班的不少学生日后都成了工程管理行业的骨干。

  1989年9月,怀着创办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愿望,时年57岁的何伯森教授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水利专业,调任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系主任。他说:“从那时起,我从一个一心只想从事教学的教师,变成了真正的管理者。”

  为了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两不误,何伯森教授坚持每天7点到位于学校科学图书馆的书房学习,10点半到系里处理行政工作,晚上还经常要为了专业建设加班加点地学习。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提出扩大改革开放,时任天津大学校长的吴咏诗教授敏锐地意识到,创办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时机成熟了,便适时向国家教委提出,为了支持我国的工程建设大军走向海外,应该试办“国际工程管理专业”。

  1993年1月,经过了专家论证并上报国家教委批准。同年3月,在天大新的招生计划中增加了我国第一个国际工程管理专业(五年制)。

  何伯森教授在伊拉克工作时萌生的梦想,终于在7年后夙愿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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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森(右一)与周可荣、张水波等合作译校FIDIC文件、编写《国际工程管理英汉汉英词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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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津大学参与组织编写的《国际工程管理教学丛书全集》(共20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躬耕不辍

  “学科建设是长期的事业”

  如果说开设专业是何伯森教授实现愿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事业则更具挑战。依靠什么培养出“不瘸腿”的工程师?他的答案是:需要一批有一定工程管理实践经验的教师和一套系统的国际工程管理的专业教材。

  根据论证会上行业专家们的强烈建议,为了使学生们拥有扎实的工程技术基础,天大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入学的前两年半,许多课程与土木系学生合并上课,专门学习土木工程相关的技术基础课;后两年则强化工程项目管理、国际工程合同条款、融资外汇、外贸、法律、外语等专业课程,并深入工程建设第一线进行实习。

  由于坚信“工程实践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在专业创建的过程中,何伯森教授承受着师资紧缺的巨大压力,先后将来自外语、工程、计算机、金融、外贸等专业的一批教师送往国际工程项目一线,使他们通过实践积累教学素材和经验。

  一批批年轻的教师在教学中围绕国际工程管理这个轴心逐步磨合,形成了一支来自多个专业的、熟悉了解国际工程管理的师资团队。如今,何伯森教授先后选派出去参与国际工程实践的教师中,有的已成为国家教学名师,有的成长为学科带头人。

  为了使第一届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在高年级时能有专业教材使用,何伯森教授决定,组织各方面力量,努力编写一套专业丛书。仅用几年时间就要编写出一系列专业实用的教材,实在是一项过于浩大的工程,一些同行朋友甚至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性工作,国内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借鉴。面对同行善意的质疑,何伯森选择了迎难而上。1994年,他作为访问学者赴加拿大、美国的多所大学和工程公司进行了3个月的访问和调研,期间了解了国外工程管理专业的办学经验,并“泡”在访问学校的图书馆学习、拷贝相关书籍,为教材的编写搜集了大量资料。

  回国后,在外经贸部、建设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天津大学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组织国内外专家于1995年开始编写《国际工程管理教学丛书》(“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何伯森担任丛书编委会常务副主任,组织了近百名国内及境外专家参与编写,先后历时6年,完成了原计划的20本书(748万字),其中有15本填补了国内该学科的空白,这套被学界称为“绿皮书”的专业丛书也成为我国国际工程管理领域内第一套系统完整的高水平的教材。经过多年发展,“绿皮书”不断被更新改写,至今仍被中国国际工程管理界视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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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森教授接受本站记者采访 宋雪峰/摄

  雄心未已

  “我还有梦待实现”

  如今的何伯森教授已离开了国际工程管理教育的一线,但却从未走远。退休十几年来,何教授不辞桑榆晚景,志在千里,一直活跃在教材编撰、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科研、仲裁和咨询服务的第一线,为我国国际工程管理事业继续贡献着光和热。

  因为,在他心里,仍有梦想期待实现。

  采访中,何伯森教授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2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承包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对外承包合同总额从1991年的30亿美元,一举跃升到2012年的1565亿美元。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国际工程承包大国,约占全世界国际工程营业额的14%。

  然而,何伯森教授发现,与迅速发展的行业规模不相匹配的是国内优秀的国际工程管理人才数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人才匮乏”多年来始终是行业内各企业老总间长盛不衰的话题。

  何伯森教授解释说:国际工程是塑造国家形象、彰显国家实力、扩大国家政治影响、加强与各国人民交流的一个直接平台。而我国的专业国际工程管理人才数量仍然太少,仅靠每年大学输送的本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远远满足不了目前的行业需要,这也直接影响了当下我国承接的不少国际工程项目的经济收益。

  出于教师的职业敏感,何伯森教授认为十分有必要搭建一个平台,为行业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原外经贸部曾倡议并支持天津大学利用现有资源成立了国际工程管理学院,专门进行国际工程管理行业人才的培训。这足以说明国家对国际工程管理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他说,培养更多为国家和社会所需的优秀人才,这始终是教育者的使命。

  “天大的国际工程管理专业在国内早已成为一个著名品牌: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团队、几十本我校老师编写及译校的专业著作、多年国际工程管理培训的经验。”何伯森教授希望充分发挥天大的优势资源和平台,为国家、为行业多尽一份力,“这是国家的需要,作为大学,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在国际工程项目的管理水平上,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有较大差距,这就造成我们常会在工作中碰钉子,导致项目的经济效益不好,甚至造成巨大亏损”。何伯森教授盼望着,“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尽快将我国国际工程管理水平提升至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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